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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浦谈消费美丽: 我们时代的一种文化症候(2002)

归档日期:07-05       文本归类:光学暴露征候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年金老师的一个讲演稿,现整理出来,做一次“网红经济”、“颜值时代”、“美丽产业”和“小鲜肉”潮流的理论回溯。所有的今天的文化现象都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有着深长的渊源和变革的过程。当初谈消费美丽,还是遭到不少人批评的。现在拿出来,回味一下也是蛮有意思的。

  很高兴和年轻的、美丽的朋友们一起,谈论“消费美丽:我们时代的一种文化症候”这么一个话题。先说说这个题目:“消费美丽”,简直—个危险的词组。有同学或许会问:这个老师是做什么的,居然给我们谈这样的话题!确实,“消费美丽”是一个无聊而又非常真实的命题,一个过去的时代里登不得大雅之堂而今天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漫漶着的现实,你只要看看蜂拥而去韩国修理身体的丑女/靓女潮,看看每一座大型商场的高档美容专柜,你再看看全世界女性的瘦身的焦虑,看看遍及高楼大厦和大街小巷的美容院,你就明白它是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美学有密切联系的一个全球现象。

  但关于美丽消费的学术探讨今天却十分稀少。其实无论是从美学、从经济学、从产业,从社会学,还是从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上来看,消费美丽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作为消费时代的美丽,它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什么特点,如何对它进行学科归类,其中确有一些值得讨论的很有意思的内容。很多学者力图对相关问题做一些研究,我和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2)上,也有专门的讨论;汪民安先生还编纂了一个文集,叫《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我今天的讲演,从七个方面与朋友们交流。

  消费美丽(颜)——一个危险的词组,一个无聊而真实的命题,一个登不得大雅之堂却又漫漶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现实。

  无庸讳言,对于身体的呵护与管理是今天的消费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现象。政治、经济与文化今天已在人们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管理与呵护/消费方式上刻下了自己深刻的印记,成为它们共同书写的对象。而福科等后现代批判理论家则十分注意在身体的管理中寻找现代社会的权力印记。

  当代世界消费社会的基本形态对今天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代世界,消费主义漫漶于全球,商品的价值已不再是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在于人们对个体欲望的满足。消费成了一切社会归类的基础,也成了一切文化艺术活动的基础。作为市场社会的“经济人”,人们不但消费物质产品,更多地是消费广告,消费类像,消费品牌,消费欲望,也消费符号。文化商品化了,文化进入了消费。这是一个由仿真与幻象架构的“超级实在”比真实还真实的文化世界。消费模糊了物质和精神的界限,也模糊了享乐与艺术的界限。正是这种消费文化无所不在的漫漶,改变了人类数千年来对精神、艺术以及自身生存意义的固有认识和界定,也选择着、创造着、生成着新的文化观艺术观。美国后现代理论家杰姆逊曾经这样描述道:西方消费社会包括:“新的消费类型;人为的商品废弃;时尚和风格的急速变化;广告、电视和媒体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方式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城市与乡村、中央与地方的旧有的紧张关系被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所取代;超级公路庞大网络的发展和驾驶文化的来临……”,依照这一说法,当代中国许多都市已进入一个准消费时代。艺术活动日益深入地市场化、商业化与产业化;艺术产品的生产无不受制于消费社会的无形的手操控和拨弄。美丽与政治、美丽与经济、美丽与文化都有无法解开的关系,美丽成了产业。

  西方美学家艾迪拉多·德·弗恩特在题为《社会学与美学》的一篇文献综述中曾指出:西方的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过程,以至于当代社会的形式越来越像一件艺术品,审美化正在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原则。

  国际美学学会前主席阿莱斯·艾尔雅维茨说:“审美泛化(aestheticization)无处不在。所谓审美泛化是指对日常环境、器物也包括人对自己的装饰和美化。进一步说,美学也因此淡化了其形而上学意味,我们知道,即使形而上学本身也不像它在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初那样举足轻重。”

  德国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维尔什也认为: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着一种美学的膨胀。它从个体的风格化、城市的设计与组织,扩展到理论领域。我们今天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

  一些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者也把后现代主义与审美化过程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博德里亚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强调“符号与商品的交融”、“实在与类像之间的界限的消弭”、“审美的内爆”等,意在突出符号在现代社会中的建构作用。博得里亚提出了“超美学”的概念,所谓“超美学”,指的是“美学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当中,因而丧失了其自主性与特殊性。艺术形式已经扩散渗透到了一切商品和客体之中,以至于从现在起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一种美学符号。所有的美学符号共存于一个互不相干的情境中,审美判断已不再可能。”在博德里亚看来,正是现代社会中影像生产能力的逐步加强、影像密度的加大,它的致密程度,它所涉及到的无所不在的广泛领域,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社会。Kern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迷恋青春、健康以及身体之美的时代,电视与电影这两个统治性的媒体反复地暗示柔软优雅的身体、极具魅力的脸上带酒窝的笑,是通向幸福的钥匙,或许甚至是幸福的本质。

  当代视觉文化对身体和构形性的关注:当代人对身体的关注,尤其是身体外观的重视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所谓身体的美学化,是指当代生活中人们对自己身体外观形态的专注,强调身体符合当代时尚标准的过程,其中关键词是健康与美。当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温饱问题解决后,形体外观的美化和健康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消费文化中,躯体被认为是快乐的载体。现实中的躯体越是接近青春、健康、苗条与美丽的理想躯体意像,那么它的交换价值就越高。服饰的设计是被用来赞美躯体的,不像十九世纪那样,服饰的设计是用于遮掩身体的。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并不认为床上的裸体是美的,一切关于性的活动都应该发生在黑暗中。那时的性手册(如Stall的《年轻男性应知》)警告性行为只能一周一次,男女双方不能赤裸地相互面对;而在消费文化中,躯体不再是原罪的容器,世俗化的躯体有越来越多的展示场景------在卧室内、也在卧室外。户外生活方式的流行以及中央控制的空调,使得休闲的服装越来越被接受,这种服装使得人类的躯体形式变得清晰可见。

  当然,身体的保养不是消费文化的新发明。在传统社会,宗教社团如修道院要求禁欲,强调锻炼与饮食的控制。但是,禁欲通常意味着身体臣服于更高的精神目的。支配性的基督教伦理贬低并压制躯体,基督教的传统颂扬灵魂的美学,而不是躯体的美学。禁欲的养生法克制躯体的性方面而释放灵魂。在消费文化中却相反,性学专家宣称:饮食的控制与锻炼将强化性的威力,锻炼与性的关系现在通过性锻炼(sexercise)或锻炼性(exersex)等新术语而混合为一。对于裸体的羞耻感在专家与消费利益的批判之下越来越减弱甚至消失。为了享受高强度的快感与满足感,人们甚至使用药剂与各种其他方法,来保持外表的亮丽和生命的强度,并通过摄影摄像(DVD、写真集、美人照)等技术,保存和记录躯体所能达到的理想效果。

  身体美观念的形成和和对身体美的追求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西方,富于贵族精神的希腊文化曾对进食制定过科学规范,以期藉此达到自制与适度。在中世纪,为了获得灵魂的净化并控制情欲,斋戒是所有基督教常规中最重要的一种。很明显,这些“节食”的形式都可以看作是“自我”完善的一种手段——不论是对基督徒那样的“内在”自我还是对希腊人的那个公共自我——这些形式被建构成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趋向于人的完美的诸种可能性被努力去实现。当然,禁食程序和禁欲仪式是专为少数贵族或神职人员准备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据说只有他们能够达到灵魂的完善。

  真正追求身体美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从那时起,生活富裕的上层贵族为了追求一种身体美的理想便开始有计划地节食了。19世纪后期,打理身体开始成为中产阶级热衷的事情,节食的目的也变成了追求理想的体重和体型。节食成了一项身体工程而不是心灵工程;脂肪,而不是食欲和性欲,被宣布为敌人,中产阶级开始借助量度数值来评价他们节食的成效。此后,资产阶级的“苗条”便登场了(尤其对妇女们而言),随之而来的是无数改善体型的技巧的发明与使用——节食、运动以及后来的化学和外科手术的手段。

  在当今世界,人类背叛了初民时代对女性“巨腹豪乳”的崇拜与追求,放弃了更符合人性的“以肥为美”的审美标准,而建立了日益趋瘦的人体美标准,转向了对“苗条”的反常的极端的永无止境的残酷追逐乃至折磨。何以如此?据说都因为女性的身体能带给人们特别是男性世界“纯洁的愉悦”、“刺激性的快感”或“淫秽”、赤裸裸的“性诱惑”。于是“苗条的焦虑”与“苗条的”一起登场。

  英国服装秀杂志《20/20》曾做过这样一个报道,几个十几岁的男孩看到一些时装模特的照片后,发表了一番议论。本来这些模特已经瘦得像笔管一样,但由于摆出了一种姿势,臀部受到力的压迫,身体的一些部位便有点凸起——这本来是最正常不过的任何人身上都有的自然现象:你弯腰,你坐下,肌肉自然会“堆”到一处,除非你骨瘦如柴。可这些年幼的男孩们却会因此反感地声称这些人太胖,原因是没有“骨感”。看到这些,我们惊骇于男孩子们的反应,惊骇于一种普遍的时尚竟然对年幼的孩子们也产生如此的影响。

  这就是消费时代西方对身体理想模式的塑造。这种塑造首先是身体美学标准的确立,它体现为当代强制性的身体美的视觉标准,比如女性的苗条、三维比、皮肤的精致;或男性的健壮、活力和力量。各种身体偶像,从克劳馥德到施瓦辛格,这些真实的个人已经被媒介不断打磨塑造为一种“标准的形象”,而身体的生产和传播实际上正是依照这样的标准去复制。所以当代身体的生产和传播带有明显的标准化性质。

  这种模式是通过各种媒介来展示的:通过模特、演艺明星、体育明星、主持人、青春偶像等种种视觉形象来确立或形成普遍规范的;通过诸如选美、健美比赛、体育运动、广告形象、演艺节目、画册画报、偶像形象等媒介方式塑造的。于是一些用于女性身体美学化的关键词被生产出来:瘦身、美白、健康食品、节食、健身等;另外一些用于男性身体美学的关键词也频繁出笼。它们通过文化霸权的形式,借助媒介,在暗中强制性地推出关于身体的规范,形成公众认可的标准,吸引青年趋之若鹜,最终形成一个身体消费的“时尚之场”。这个“时尚之场”魅力无穷,任何人一旦进入了这个场,就会身不由己地随着时尚之潮起起伏伏。

  观念的建立,带来了身体的市场运营。今天的美或美丽,不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象或形态,也不仅仅是一种美学理念,而是当代“产业经济”的重要部类,美丽成了产业。在我们今天的小康社会中,身体已从自然物转化为商品。在消费社会形态中,身体不只是个人拥有的肉身,而且还是一个生产和流通的符号,更是一个人人“购买”和“使用”的消费品。我们的时代已变为“景象社会”,它已将一切生产、流通和消费行为都转化为形象。商品的消费已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转向了当代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商品的交换价值不只取决于它的使用价值,更有赖于其形象(美学)价值。从表面上看,人们在化妆品、服装、鞋袜、眼镜、甚至汽车等代步工具上投入了财力和精力,消费的是外在的物质产品,但究其根本,乃是对自身身体的消费,是把自己的身体投入当代巨大的身体工业中去,再生产社会所塑造的身体。由之,一系列的时尚广告策划、市场营销、以及瘦身的技术、药品和围绕着它而建立的庞大而多样的工业企业便构成了我们时代的耀眼的风景。

  今天与美丽相关的产业范围广泛,如广告、电影、电视、服装、时尚杂志、首饰、装饰、选美、模特、化妆品、美容业、健身、瘦身、减肥、保健品、护肤品业、染发、文身、隆鼻、整形以及会展业等都与美丽经济息息相关,美丽成了重要的产业部类,成了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去看看哪些巨型商场第一层的最佳层位,大多是首饰与化妆品的天地,试想,如果没有对美的疯狂追求和疯狂消费,没有巨额的利润回报,它们将何以占据如此优越的位置。

  美丽产业的发展,甚至影响着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厄瓜多尔在成功举办第53届环球小姐大赛后,满怀信心地预计,到2007年,该国的旅游收入会翻上三番。在厄瓜多尔53届环球小姐大赛期间,世界上有15亿电视观众观看了这场大赛。2003年轰动一时的大型音乐舞剧《探戈女郎》更是在全世界刮起了一阵阵的“探戈风”,为阿根廷带来了巨大的效益和荣誉。

  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是巴西最盛大的民俗节日,同时也是巴西一项重要的文化产业,每年为巴西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据报道,在巴西,使用某一化妆品的女士比军队里的男人还要多。在美国,每分钟就有1484管唇膏、2055瓶护肤品在各个商场里售出。对躯体美的追求是人类实现人性欲望与幻想结合的对象与载体,也是商品世界和市场制度煽动、发掘、培养、设计和制作的利润机器。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时尚杂志都以美女俊男作封面的原因。

  在我国,云南舞蹈家杨丽萍编导的反映云南原生态民族歌舞《云南映象》从2003年8月8日在昆明公演以来,先后在全国公演200余场,并包揽了第四届舞蹈“荷花奖”的五项大奖,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强劲的“云南旋风”,大大推动了云南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

  “世界小姐”是全球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选美赛事。从宗旨到评选机制,“世界小姐”大赛充满了“产业”的色彩。它由英国娱乐业大亨埃里克·莫利于1951年创办。这项活动原本只是当年英国新年庆典的一部分,后来被英国新闻界冠名为“世界小姐”。埃里克·莫利最初只计划举办一届活动,没想到一发不可收,再加上受次年开始的“环球小姐”评选活动的影响,莫利决定将“世界小姐”也变成一年一度的评选活动。

  媒体成就了美丽产业。“世界小姐”的评选活动与现代媒体的炒作分不开。据统计,从2001年第51届“世界小姐”大赛开始,全球通过卫星电视收看评选活动的观众已达20亿人。全世界参与网上投票的网友超过1亿人。世界各国的报纸杂志都争相跟踪报道长达一个月的总决赛花絮和赛事活动,并以显著的版面报道评选结果。

  身体的市场运营依托于现代技术的开掘。当代人发明了古代人无法想象的种种“身体的技术”,用来维护自己关于身体视觉快感的种种规范。所谓身体的技术,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层面:一是塑造身体的技术,包括当代身体工业的种种发明,化妆技巧、形象设计是身体技术,美容手术等医学手段也是身体技术。

  规范建立起来了,天生丽质,符合规范,自然难以自弃。不是天生丽质的,那就只能借助身体技术,这又催生了另一个“美丽产业”——整形美容手术。这些年南美诸国美人辈出,秘诀之一就在于旷日持久的身体改造。在巴西,许多女孩为了参加选美大赛,对自己的全身上下进行改造。2003年巴西小姐桂冠得主弗朗西妮坦承:整形手术是她获胜的法宝。她不喜欢过去的自己,因为镜子中的自己缺乏魅力。经过大小整形手术23次之多的塑造和锤炼,完美的三围和迷人的脸庞使她技压群芳,一举夺魁。如下数据统计也许让人诧异:去年巴西全国接受整形手术的人数高39万人,平均每人花在整形手术上的费用更是超过了美国,居世界之冠,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实在是不可思议。而在韩国,银幕上许多炙手可热的大明星,都是人造美女。整形美容业一时间成了时下最热门的行业。

  我国也是这样。就在前不久,24岁的北京女孩郝璐璐在经历了200天、近几十次手术之后,成为中国第一“人造美女”。据说这个人造美女的改造工程花费了30余万元人民币,整形前和整形后的郝璐璐判若两人。不过,不是每例整形手术都能达到女孩的期望值,23岁的女演员刘滨艳同样在一家整形中心做了整形手术,希望让自己的下巴更尖一点,脸更瘦一点。但手术后刘滨艳的下巴显得太瘦,她不得不再次接受多次修复手术。当种种“人体技术”把科学技术理性和发明转而用于人自身时,当医学从救死扶伤转向针对人的身体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时,“野蛮”的一面是不难视见的。

  第二个层面是运用身体的技术,亦即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使用自己的身体来进行社会交往和传达意义的种种技术,种种身体语言也是身体技术,舞蹈、走猫步、体育运动、演艺动作,甚至日常生活的体态姿势都是身体技术。毫无疑问,由于当代社会身体越发成为商品,成为消费的对象,新的身体技术就会不断被发明出来,最终反过来成为控制我们自己身体的外部力量。

  身体美学的合法化,不仅仅限于对身体的外部形态的护理改造,更有其复杂的意识形态内涵。这里,社会的身体被赋予了某种超越身体外观的意义,标准的、理想的和规范的身体范式的合法化过程,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文化现象。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表明,一定社会的阶级的政党的或集团的意识形态,通常经过一个“自然化”和“普遍化”过程,脱离了局部的、地方的和个别的意义,转而成为社会公众的普遍倾向和自然倾向。用吉尔兹的话来说:“人是他自我实现的主体,他从符号模式建构的一般能力中创造出界定自身的特殊能力。或者说,回到我们的主体上来,正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社会秩序的图式意像的建构,人才使自己无论好歹地成为一个政治动物。”即是说,理想的身体形态具有范式功能,虽然当代文化中的身体工业所创造的标准,最初只是少数人的理想和追求,但在这个标准的广泛传播中,这些范式不可避免地被普泛化了,成为绝大多数人甚至普天下人类所共有的身体美的规范。无论是古代或是现代,无论是西方抑或东方,身体美学化的准则似乎是不变的,自然的,普遍的。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是人的共同追求”等等表述,意在淡化特定时期特定文化甚至特定人群的人体美准则的局部性,转而使之成为一种自然的和普遍的美的观念。这就是身体美学化合法化过程。

  身体的标准不但是普遍的美学产物,而且同时也是特定阶层和群体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体现。“意识形态就是某种意义,它是由社会的状况必然产生的,并有助于永久维持这些社会状况。我们会感到有一种归属的需要,一种身处某个社会‘阶层’的需要,尽管这种需要很难察觉。实际上这种需要也许是想象性地被赋予的。我们所有人都真实地需要一种社会存在,一种共同文化。大众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就提供了这一需要,它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潜在地)实现一种肯定的功能。”显然,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问题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形体外观问题,而是与社会文化、精神归属、政治理念等一系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相关。

  在我们解读身体美学化的意识形态时,我们看到一系列的两难:一方面,身体的美学化是依据社会审美的普遍化、共同美的标准去应和时尚潮流而求同于众,“随波逐流”的;另一方面,身体的美学化对于每一个体却要独领风骚,树异于众,极力展示个体的独特性;一方面,身体的解放标志了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观念的更新和禁区的突破,另一方面,身体的美学化又带来了精神的肉体化庸俗化和平面化;一方面,当代社会解放了身体的束缚和遮蔽,给身体的展露和交往带来了新的自由;另一方面,身体美学化的规范的合法化普遍化,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身体的压制和暴力。正如福柯所说的身体的“监视”和“规训”:一方面我们不断地“监视”自己的身体,时刻注意它与美的身体规范——普遍性的差距,但另一方面暗中起着“霸权”作用的乃是一种看不见的文化权力,它迫使你不得不为之,尽管你似乎是自己乐意的;一方面,在“监视”中,我们通过种种技术“规训”自己的身体,心甘情愿地接受一种身体的美学化实践:隆胸、抽脂、去毛、种毛、拉皮、染发、节食、运动……另一方面,人发明的这些“虐待”和“戕害”身体的“技术”有充满了“暴力”色彩。身体在美学化的实践中走向了它的反面——野蛮的施虐与受虐。有趣的是,在这种普遍美共同美的身体标准之下,暗中实施着的局部策略野蛮的施虐与受虐则强调身体时尚乃是一种关于人自身的理性主义原则的胜利。相传美国歌星卡彭特为苗条而厌食至死,台湾歌星邓丽君身体发福后拒见媒体;杰克逊多次手术后,其族性身份已模糊不清……,从时装模特到封面女郎,从广告明星到演艺大腕儿,从选美大赛到媒体亮相,风姿绰约的美女们确证着同一个标准和法则:按照一个标准造自己的身体!结果是,人们存在一种虚幻的满足感,身体美学化的规范也许是一种“恐怖标准”,而把这种标准当作幸福的追求,对于一个社会,对于文化来讲是很危险的。所以有专家不无忧虑的指出:身体的美学化的标准合法化,会不会扼杀我们身体形态的无限多样性呢?其潜在危险绝不亚于一场身体灭绝的战争。

  此外,现代社会的人对于操纵别人的感受也极感兴趣。非词语的交流的研究、肢体语言的研究,证明了7000多种面部表情、手势在演说中的重要性。当然,肢体语言的力量常常是在下意识的层次上起作用的。

  总之,当代文化所塑造的身体美学规范,以其时尚的形式,悄悄潜入每个追求现代生活时尚的个体观念中,成为控制其消费行为和取向的消费观念和选择。身体的消费性突出了社会身体的符号意义和意识形态特性。另一方面,身体的消费又反过来强化了对身体的意识和苛求。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生产出消费,消费又消费着生产。这种辩证的互动关系把人对自己身体外观的视觉快感合法化了。

  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波德里亚认为,后工业时代社会主体的构成已发生重大变化,消费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造着当下社会的主体。所以波德里亚宣称,如果说当今的消费社会再也没有过去时代神奇缥缈的神话了,那是因为消费便是它自身独一无二的神话。

  为什么说消费是消费社会惟一的神话?波德里亚说,所谓消费成了神话,是说消费就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当下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消费社会的消费并不是消费什么物质,在某种意义上说,消费惟一的客观事实,恰恰是消费思想,或者说消费一种符号体系。物质产品在被消费前已变成一种信息,客体的意义通过信号系统进入符码秩序才得以建立。消费正是在日常话语和知识话语的狂轰滥炸中,获得大众的自省,进而成为一种常识,一种惯例。

  无疑,我们的社会正在作为消费社会去思考并言说。假如今天的人们依然像几百年来那样囤积、吃、消化,那样深挖洞、广积粮,那这个社会就不是消费社会,当然也就不会产生什么消费的神话了。相反,它的确是社会关于自身所坚持的一种自我预言式的话语,是一种全面阐释的符号系统,是一面消费社会在其中极力扮演自己的镜子,一个它在其中提前进行自我反思的乌托邦。

  消费社会的基本形态对当代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消费成了一切社会归类的基础,也成了一切文化艺术活动的基础。前面我提到了,作为市场社会的“经济人”,人们不但消费物质产品,更多地是消费广告,消费类像,消费品牌,消费欲望,也消费符号。文化商品化了,文化进入了消费。当代中国都市已进入一个准消费时代。艺术活动日益深入地市场化、商业化与产业化;艺术产品的生产无不受制于消费社会的无形的手操控和拨弄。文化艺术生产机构与传播机构(如出版社、画廊、音乐厅、博物馆等)在种类与性质上已发生变化,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艺术的中介机构出现;与之相应,“新媒介人”阶层(比如艺术经纪人、传媒中介人、制作人、书商、文化公司经理等)出现,这些“后知识分子”处在精英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他们对艺术家熟悉,又有很强的操作能力,能用消费的方式把艺术推向大众。总之,我国文化艺术场域发生了整体转型,它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学”和“艺术”了。但我国当代的艺术从总体上看并没有对这种文化的转向作出积极的有实践意义的回应。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符号繁衍扩展的时代,“仿真”或“拟像”成了当代文化秩序的主导形式。它不同于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时期作为文化秩序的主导形式,那是一种遵循自然法则的物的制造方式:仿造或仿制;也不同于工业化时代文化秩序的主导形式:那是一种建立在市场法则之上的物的建造与生产。今天,我们的世界正进入一个符号主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秩序建立在仿真的结构法则上。今日的日常生活是超级的真实,超级的现实主义。这种超现实主义不是更虚幻的超离,而是超级的现实,是比现实更真实的真实。以前被称作虚构、幻象的东西,今天恰恰是人的构造人的预设的蓝本。符号构造着后现代消费的现实,现实反倒成了符号的造物或曰语言的展开物。今天的现实已经在仿真的方式上与超现实合为一体,它已经完全进入自身的游戏领域,它是由符号和幻象构拟的超级真实世界,今天的日常生活已依据幻象审美化或虚构化了,反过来,它比艺术的虚构更真实,再也没有任何虚构能与生活本身相匹敌。

  消费源于丰盛。但波氏的丰盛和消费并不是指物质财富、产品和服务的丰盛和消费,而是指消费社会这个被今日大众认同着、使用着、参与着和消费着的形象、符号或意念。恰恰是这种形象、符号和意念,构成了我们时代新部族的新神话。

  这种全新的消费的观念已然沉积为我们社会的一种集体意识。如果没有“集体意识”中对享乐生活的预期和自省式协同增强作用,消费就只会是消费而不会具有社会一体化的力量。它就只能是一种比以往更富有一些,更丰饶一些,分化更细一些的生存模式而已。其实,在过去,那种吃、喝、穿、住的生活或特权阶层的奢侈花费,像项链、珠宝甚至城堡只不过是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而已,没有人把它视为集体性价值,也没有人把它视为一种必欲分享的参照性神话。不管过去吃草根的年代还是传统上盛大节日的狂欢,都不同于今日消费社会的这种消费。

  波德里亚说,我们的时代是第一个将日常食物开销和“生育”开销都称作“消费”的时代。据称这种消费是面向全体人的。消费神线世纪的历史性浮现,与经济学勃兴时代的经济发展观念,以及更早的工业革命和技术时代的技术概念的浮现都是不一样的。它改变了日常的惯例,改变了曾经是天经地义的术语系统,从而也改变了历史本身。

  确切地说,直到消费成了这个社会的常规惯例,消费才成为我们时代的“领衔主演”。它意味着一次价值意识形态的重构。是这个社会把自己思考为、预设为、筹划为并实践为消费社会的。这是我们观察、分析当下世界的出发点。

  我们说这个“丰盛”社会是其自身的神话,是说它以自己的方式,在全局层面上,选择了、想象了、预设并拟定了一种自我证明式的反复叙事的巨大程式。比如美国,这个社会就是依据那种预言模式来进行自我表达的。那是一种巨大的集体自恋,“您所梦想的一切,就是您的”,导致整个社会在其为自身提供的影像中自我混淆、自我陶醉和自我宽恕。在消费社会里,广告越来越具有了这样一种功能:消费者在广告中,就像在神奇的魔镜中一样,时刻能读到自己,读到自己的需要、自己的身体、自己的魅力、自己的美丽动人之处——它们是什么,它们在哪里。他(她)被那铺天盖地的影像、广告、图例所规划、所启发、所引导或所涵养,也许过去他或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现在恍然大悟了,并且立即去实现它。也许他或她早在与生俱来的广告中潜移默化地弄熟了程式和规则,实行起来驾轻就熟。所以,从“想”到“做”其间没有距离,是瓜熟蒂落,是水到渠成。

  造成了美丽消费的首要原因是社会形态的改变或曰文化的转向:是消费社会的基本形态对当代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的大众化、商业化以及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导致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

  文化的转向中最为抢眼的景观是视觉图像的“转向”。今日的视觉影像铺天盖地,无所不在,它已经“帝国主义式”地占领了文化的大片领地。不管是电视台的“幸运52”,还是电影《十面埋伏》,不管是流行歌曲MTV ,还是电视春节联欢晚会,不管是城市白领们翻阅的时尚杂志,还是打工仔喜欢的卡通读物,不管是触目皆是的街头广告,还是热浪叠起的居室装修,我们都离不开影像,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图像的时代。

  现代生活是彻底地经过电子或数字媒体中介的生活,媒介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媒介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影响、改变、形构着我们日常工作、交往、休憩、娱乐以至内在心理世界的活动方式。而消费文化中的躯体知觉是受大量视觉图像支配的。事实上,消费文化的内在逻辑依赖于对消费者消费图像欲望的建构和培植。

  视觉文化的基本涵义在于形象或影像占据了我们文化的主导地位。电影、电视、广告、摄影、形象设计、体育运动的视觉表演、印刷物的插图化等等,图像压倒了文字,成为一种文化的“主因”,图像崇拜和狂欢成为新一代的文化范式。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世界,视觉图像的霸权几乎无处不在!从主题公园到城市规划,从美容瘦身,到形象设计,从音乐的图像化(MTV),到奥运会的视觉狂欢,从广告图像美学化,到网络、游戏或电影中的虚拟影像……图像成为这个时代最富裕的日常生活资源,成为人们无法逃避的符号情境,成为我们文化的仪式。年年除夕的春节晚会更是把这种图像文化仪式推向巅峰和极致。

  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里,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 是不是这样一种美丽就代表我们真正的对于美的追求?有可能在这样一种所谓美学和美丽的泛滥中我们反而丧失了美。我们看到到处都是美,但是这种美却使我们感觉到一种审美的疲劳。在悦目的盛宴的中心也许是审美的空洞。因为审美在这泛滥的过程中失去了它自身的个性和美的特征,而且在美丽的下面又包含了多少色情、淫秽等等有关美丽的罪恶!在我们当今的时代,当今的中国,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美的消费更是不平衡的。这给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困惑。一方面是悦目的盛宴,辉煌,奢华,极度侈靡,一些人去参加一次俱乐部的美容,学学瑜珈,一掷千金乃至万金。但另一方面,中国还有多少人挣扎在贫困线之下,还有多少人根本无法谈及所谓的美。我们社会中存在的巨大的贫困群体几乎与“美丽”无缘。我相信在陈家山煤矿下面历经矿难的矿工们现在不会谈什么“美丽”;那么多打工族漂流族,他们对城市和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们可能根本上就没有获得美的自主和美的权力。所以,美的权力是不平衡的,因为美的消费是不平等的。就生态方面而言,我们的地球已经被水泥包上了一层壳。我们在看到美丽的玻璃大幕墙的时候,也看到了光的巨大的污染;碧草如茵的人工绿化地洒满了杀虫剂,失去了生物最好的自然生长状态。所以,当我们看到当今消费社会的公共空间中似乎到处都充满着美艳之极的现象时,我们的文化批评我们的美学批判应当挺身而出,去思考美丽的另一面——丑陋、荒芜、痛苦和污染。正如德国美学家威尔士所说:“在今天,公共空间中的艺术的真正任务是:挺身而出反对美艳的审美化,而不是去应和它。艺术的冲击不应像一篇文章面面俱到,而应像流星划落天空。”让我们面对满目的美丽睁大双眼,去思考,去提问,去探索。

  在铺天盖地的美丽商业构成对我们外在生活和内在心灵的压迫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对美进行严肃的“瘦身”——思考与反省。因为它久已被“代数化”和制度化了,我们看惯了,看得太多了,眼睛被磨出了茧,脑子也被磨出了茧。所以,在今天,在自然环境、精神生态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现实中,在贫富差距如此大的情况下,在到处都是美的泛滥中,是否存有美的缺失和美的空洞?从生态的角度讲,也许我们应该留给审美一块休耕地。

  那么,就请留给审美一块休耕地吧,不要把所有的自然都祸害殆尽吧,留给天地一点,留给后人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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