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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发源是丰富多远的景象是壮观的原初先民的想象

归档日期:07-31       文本归类:广狭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中国文学发源是丰富的多元的,景象是壮观的,原初先民的想象、传说、歌谣、故事、神话等等,都构成滋养中国文学生长的生机勃勃的源头活水。将某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学的唯一起源往往陷入僵化单调的形而上学陷阱。

  中国文学这一命题意味着中国文学稳定的结构形态、审美意蕴、语言风格等艺术形式的形成,而原始形态的中国文学生机勃勃,但尚未形成自己的清晰面貌和稳定形态。中国文学的思想主题、艺术风韵真正呈现出自身的特点,源于经典时代。经典是各种文化元素融入文学之河的一次荟萃,经典决定了中国文学范式的建立,决定了中国文学的精神走向。

  “轴心时代”是中国的经典时代。这一时期的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等一批伟大的思想家,而《诗经》《周易》《尚书》《乐经》《春秋》《周礼》等以“六经”为代表的文化典籍也在这一时期成熟定型,成为影响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文化经典。

  经典时代也是中国文学的奠基时期。中国文学的思想品格、语言风格、审美风范及文章样式等都有了自己清晰的面貌。“六经”是中国文化的经典,也是文学经典。古代思想家重视对经典的理论阐发,也重视对经典的艺术挖掘。“文本于经”是古典文艺理论中一种流行的观点,汉代扬雄就有“五经含文”的论述。王充《论衡·佚文》说:“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五经六艺”是文人为文取法的典范。古代圣贤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鉴往知来的抽象道理,也是文采斐然、辞章灿烂的传世文章。大家熟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论主张,其实与“六经皆史”相平行的一种理论——“六经皆文”的主张也源远流长。清代文学家袁枚(1716—1797年)是“六经皆文”的倡导者。他在与师友论学的信函中,反复强调六经的本质是文学是文章是艺术,认为“六经者,亦圣人之文章耳”(《答惠定宇书》),“六经者文章之祖,犹人家之有高曾也”(《答定宇二书》)。面对六经,袁枚强调了经学的文章属性和审美意义,经学归入了文学。

  在追溯中国文学起源的时候,以刘勰为代表的理论家们都将文学的发源追溯到经典与经典时代。《文心雕龙·宗经》一方面推举经学“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神圣意义,一方面又盛赞五经“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文学示范作用,认为:“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刘勰系统地阐述了文学依经立义的原则,认为一切文体从《易》《书》《诗》《礼》《春秋》等五经中生发出来,虽然春秋之后文体皆备、百家腾跃,但是后来的文学形式无论怎样繁复,都难以跳出六经形成的传统范畴,所谓“终入环内”即文学在经典时代形成的结构与模式。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中,经学思想与文学思想是相通的,“六经”不仅是文学的思想土壤,也是文学的典范文本。

  一、经典时代是文学“诸体皆备”的时代。“夫文章之体,起于《诗》《书》”(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或云“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或云“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诗”为以抒情为主的韵体文学树立了规范。

  有学者从文体角度将《尚书》“六体”作为古代文体的发源,“后代文体,皆源于六经,而《尚书》为尤备”(陈柱《中国散文史》)。刘知几《史通·六家》亦云:“《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魏晋以来,刘勰、颜之推、柳宗元、袁宗道等,总结“朝廷宪章,军旅誓诰”等文体发源,都追溯于《尚书》。

  二、经典时代确立了中国文学思想表现的基本原则。关注民瘼、关注社会是中国文学的思想传统,这一范式正是经典的基本思想原则,也体现为古典文学对“道”的追求。孔子谓诗可以“兴观群怨”,“观”是上古文学的一项重要职能。上博简第三简云:孔子谓“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财焉。其言文,其声善”,就是通过诗来展现邦国政治、展现礼俗风貌。《汉书·艺文志》谓:“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坚持表现现实、反映社会、关怀天下成为中国文学的思想原则。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艺理论里,不仅“《诗》可以观”,《乐》也可以观,《书》也可以观。《礼记·乐记》谓“乐观其深矣”,其中的“观”,也是讲音乐深藏着社会政治、社会伦理、风俗教化,通过音乐谛听社会的治乱兴衰,建构和谐的政治秩序,实现“乐至而无怨,礼至而不争”的理想境界。《尚书大传》有《尚书》“七观”之说,所谓“《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诚;《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无论是《诗》《乐》,还是《尚书》,在古典文艺理论体系里,都强调“可以观”的思想追求,让文学成为反映现实、反映历史的镜子,而不使之陷入纯粹个人情绪的宣泄,从而决定了中国文学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精神走向。

  三、经典时代建构了中国文学抒情与叙事的审美体系。经典一直追求中正平和的审美表现,《尚书·舜典》有“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记载。这种审美的“A而B”和“A而不B”的艺术境界恰恰是孔子等思想家一直追求的。孔子盛赞《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不仅是对《关雎》题旨的概括,也由此提出了诗歌中正平和的审美原则。诗要表达快乐与忧伤,但又要控制在礼乐文明允许的合理而适度的范畴里,尽情而不放纵,自然而不过度。不仅抒情文学,叙事文学也要遵循中正平和的审美风范。“春秋五例”是一种历史叙述原则,也是一种文学叙事原则。而详细划分,则“微而显”是历史的情感之度,叙述者当然是有感情的,但是情感的表现一定要适度,尤其是历史的叙述更是如此,情感隐藏在历史的叙述中,所谓“以一字为褒贬”,但是立场又是鲜明的。“志而晦”是记载之法,历史事实记载清晰而叙事倾向又有所隐蔽,不失于浅白。“婉而成章”是修辞之体,风格委婉而终成篇章。“尽而不污”是叙述之则,叙事详尽而不迂曲枝蔓。虽然《春秋》本身的叙述远没有实现这样的标准,而作为历史学的高标自置,却成为中国叙事文学遵守的法则。

  四、经典时代完成了从旧体文言向新体文言转变的语言革命。经典文献的语言包含着“旧体文言”与“新体文言”两种语言形式。《尚书》《易经》及《诗经》的《雅》《颂》诗篇大都古奥典雅,句式朴拙,较少变化,罕用“之乎者也”之类的语助词。而以《国风》《易传》等为代表的新体文言则呈现出表现方法自由灵活,风格华美;修辞手段广泛应用;语言鲜活生动、典雅蕴藉;语句形式多变,骈散结合、语助词普遍使用等语体特征。新体文言的成熟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革命性的历史事件。以经典为主要载体的新文言以其灵活自由的结构形式,婉而成章的审美形式,层次清晰的逻辑意脉,建立起中国文学新的语言形式,把中国文学带入了一个新天地,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一次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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